梁詠琪

金永明上海社科院日本中心研究員
　　中國應充分認識中日兩國之間的較量將是長期和艱巨的。
　　當前，中日兩國因釣魚島問題的強烈對抗，使中日關係處於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聯合聲明》，1972年9月29日）以來的最低谷，嚴重違背了中日關係的定位及宗旨。如何依據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定的原則和精神處理中日關係，包括豐富和發展兩國之間的持續友好合作關係、實現全面戰略互惠關係、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是兩國急需考慮的重大問題。
　　不可否認，中日關係自日本政府於2012年9月11日採取“國有化”釣魚島三島政策，中國採取強力的反制措施以來不斷惡化，已呈現由兩國公務船隻巡航執法對抗向軍事防衛部門介入的趨勢，尤其是日本自衛隊的艦機危險進入中國在西太平洋公海海域的指定演習海區的擅自行為，進一步加劇了中日兩國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和危險性。
　　一般認為，各國具有在公海舉行軍事演習的權利，並視其為傳統公海自由的組成部分，相關國家應註意避讓，包括不進入相關的演習海域作業和活動。當然，在行使此項權利時，行使國應適當顧及其他國家行使公海自由的利益。為此，在其他國家船隻和飛機進入軍事演習區時，應發出提醒、要求避讓的信息，並使這些信息和指令讓對方聽到和看到，在這些信息和指令發出，他方的艦機如仍不願離開指定的軍事演習區後，則可發信號彈，並採取驅趕、打擊等手段。
　　儘管日本對於在本國“周邊海域”的他國軍事演習具有關註的權利，但在中國依程序指定的軍事演習區內不聽勸阻地強行滯留艦機的行為，顯然是不符合國際法尤其是國際慣例的，因為，這種行為具有危險性，嚴重影響和平與安全，也明顯地干擾和阻礙了中國軍事演習項目的正常進行，所以應予改正，且此種行為或活動不允許繼續發生。
　　此外，中國國防部基於東海安全尤其是飛越安全的考慮，併為維護釣魚島主權及周邊海域的正當權益，於2013年11月23日劃設了東海防空識別區，也發佈了東海防空識別區航空器識別規則，但由於中日的防空識別區大範圍地重疊，因而引發了日本的“抗議”。應該說，進一步加強溝通，使日本尊重中國的關切和做法，就十分必要。
　　目前，東亞區域呈現軍備競賽趨勢。美國在力量有所削弱、無法獨自“管控”的情況下，需要進一步發揮盟國尤其是日本在防衛力量上的作用，以維持亞太主導。日本認為，應加快防衛力量的發展，以爭取保衛本國的利益，實現正常國家之目標。但日本防衛力量的發展受到國際國內因素的制約，所以在國內無法儘快推進防衛力量發展、修改憲法的背景下，製造和利用外部因素的威脅就成為重要的選項。日本自衛隊艦機在中國的軍事演習區內的強行闖入行為，就是一種帶有挑釁性的危險行為，試圖造成衝突的事故，引發國內民族情緒，增加提升防衛力量的藉口，以發展和壯大軍事力量應對中國的“挑戰”。此外，日本的艦機擅自闖入中國的軍事演習區也有收集中國海軍實力情報、探測中國應對底線的因素。
　　中日應如何穩定兩國關係，避免出現軍事衝突和事故甚至發生戰爭。
　　第一，應充分認識釣魚島問題不是中日關係的全部。釣魚島問題十分複雜和敏感，兩國政府均沒有退讓的餘地，所以在近期解決釣魚島問題依然存在困難。在這種情形下，雙方應低調冷靜地處理釣魚島問題，日本尤應放棄炒作和放大釣魚島問題實現強軍目標的政策思維，儘力使其不影響中日關係的大局。所謂中日關係的大局，是指兩國應進一步深化以經濟為基礎的相互依存關係，實現睦鄰友好長期發展目標。所以，中日兩國超越釣魚島問題，豐富和發展其他領域的合作特別重要。
　　第二，應充分認識和理解中國依托海洋的必然性及合理訴求。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成就，使中國具備了進出海洋、經略海洋的經濟基礎和科技條件，同時，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依賴海洋及其資源的需求十分必要，也十分合理，中國在海洋上的活動包括實施軍事演習等勢必加強，所以，日本應充分理解中國進出海洋活動的必然性，保持正常的心態。為此，進一步加強溝通和協調就顯得特別重要。
　　第三，構築中日海洋危機管理機制。近來，中日兩國在海上的衝突已由執法衝突發展為軍事衝突的趨勢，為避免發生軍事事故和執法船隻衝撞事故，兩國應儘快構築中日海洋危機管理機制，包括執法層面（中國海警局和日本海上保安廳）和軍事層面（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日本自衛隊）的對話協商機制。特別應在中日海洋危機管理機制中規範兩國重大海洋活動的通告制度，加強溝通和交流，避免誤讀和誤解，造成不必要的事故和錯誤的解讀。
　　第四，重新啟動中日海洋問題磋商談判進程。中日兩國外交部門曾於2008年6月18日公佈了《中日關於東海問題的原則共識》的文件，但由於釣魚島周邊海域的船隻衝撞及船長抓扣事件（2010年9月7日），致使兩國間的協商談判停滯。為合理處理中日海洋問題爭議包括釣魚島問題，重新啟動中日海洋問題談判工作已成為當務之急，以履行文件義務。因為，《中日關於東海問題的原則共識》規定，雙方同意，為儘早實現在東海其他海域的共同開發繼續磋商。當然，即使啟動中日海洋問題談判進程，雙方依然會有重大的對立和原則分歧，達成共識依然十分艱巨和困難，對此必須有充分的認識。但中日兩國重新啟動談判無疑是一個延緩包括釣魚島問題爭議、其他衝突的重要手段，也是增進互信的重要方面。
　　第五，應充分認識中日兩國之間的較量將是長期和艱巨的。自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日本以後，日本存在無謂的失落感和悲觀情緒，這種狀況在近期內無法消弭，為此，中國必須在戰略上高度重視對日本的政策，包括準確地定位中日關係，分析日本在中國和平發展進程中的地位、作用和影響，切實加強對日本的研究和應對，極力避免日本誘發中國動武的事態，積極主動地利用媒體資源宣傳政策，包括合理適度地引導媒體的報道，也特別重要。
　　中國的發展是大勢所趨，為能使他國進一步地理解中國的和平發展政策，包括和平利用海洋及其資源的活動和行為，應創造條件構築中日外長和防長協商機制（2+2會議），以全面溝通外交和國防政策，尋求適度的理解和支持，為持續豐富和發展中日友好關係提供保障。此外，中日間能否發生軍事衝突，能否避免誘發事故，美國的態度及其對日本的管控特別關鍵，所以，中國加強與美國的溝通及協調也非常重要。
　　（本文系作者11月23日在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第23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冷戰後日本政治、經濟、社會體系的變容及其對中日關係的影響”上的發言，有刪節，經作者審訂。）　　（原標題：改善中日關係的幾點思考及建議）